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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安部刑侦局、宝贝回家志愿者协会建立长效合作机制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。

 
 
 

日志

 
 

东莞寻子联盟游行始末:“1000万元买回孩子”  

2009-04-27 13:13:32|  分类: 公益救助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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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莞寻子联盟游行始末:“1000万元买回孩子”

 

中国新闻周刊

 

4月15日,广东东莞——这个中国制造业名城的街头,出现一支队伍。他们在马路中央拉起横幅、海报,冲过往的路人大喊:1000万买回儿子!

  这是一支怎样的队伍?他们为何走上街头?

  本刊特约撰稿/刘平

  “拐卖儿童、妇女的犯罪活动近期在不少地方又重新抬头、发展蔓延。”2009年4月9日,公安部副部长、全国打拐专项行动领导小组组长张新枫在公安部会议上表示。 一场持续至今年年底的“打拐”专项行动将在全国范围展开。失子多年的家长,看到一丝曙光。

  6天后,广东东莞——这个中国制造业名城的街头,出现一支队伍。他们在马路中央拉起横幅、海报,冲过往的路人大喊:1000万买回儿子!

  海报上,有着“在派出所被拐”“在家门口强行抢走”等内容。两个小时后,游街队伍被防暴警察驱散。

  “新莞人”的噩梦

  郑春忠上午9点后赶到东莞市政府时,其他家长已聚在门前的草坪上,约40人。

  这是一支特殊的队伍,他们互相叫不出名字。郑春忠只知道,穿格子衣服、声音嘶哑的女子是叶锐聪的妈妈,穿白色衬衣、表情颓废的中年男子是宋志辉的爸爸。他们是媒体曾报道过的东莞寻子联盟成员,因孩子在东莞失踪,走了到一起。

  自全国首家“三来一补”企业在东莞的诞生,这里的企业如雨后春笋,在32个镇街迅猛发展。不到200万人的东莞,吸引了中国各地近900万的外来务工人员。33岁的郑春忠和其他家长一样,正是被称作新莞人中的一员,2002年,从福建莆田到东莞寮步,在塘边市场开早餐店。

  但对富足生活的梦想被儿子的失踪打破了。2003年4月19日,郑春忠3岁大的儿子郑沙龙和邻家女孩到屋外玩,5分钟后,小女孩跑进屋,“哥哥被一个阿姨带去玩了。”凌晨3点不到就起床张罗生意的郑春忠一下子就懵了,塘边市场早前就丢过男孩子。

  塘边市场紧靠莞樟路,是东莞三大交通要道之一。来往长途车辆一到高峰就会堵车,市场加上闲散的摊位有300多个,做生意者九成是新莞人,人员和治安复杂。“这类市场正是拐骗儿童的高危区域,”接受《中国新闻周刊》采访时,张志伟说。他是北京百瑞律师事务所律师、宝贝回家志愿者协会法律顾问,根据全国上千例求助信息分析,得出了这样的结论。 根据张的分析,这也是儿童被拐骗的新变化——前几年,被拐儿童输出地以云贵川等经济落后省份为主,最近几年,随着劳动力的转移,被拐儿童输出地,相应从传统的偏远山区向东南沿海发达地区蔓延。东莞的城乡结合部、城中村等外来人口聚集之地,往往是治安死角,父母为了生计无暇照顾孩子,给不法分子留下了可乘之机。2007年,东莞警方披露的大朗镇“3?23”拐卖儿童案,被成功解救的8名儿童,就是在大朗镇的巷头村、长塘村等地被拐。

  郑春忠两口子跑出去,果真再没看到儿子。邻居说,两个妇女,30多岁,说要带郑沙龙去买衣服,小孩不肯,她们就拿了两个泡泡糖给小孩,连哄带骗拐走。

  从那时起的6年里,郑春忠踏上了漫长的寻子路。第一个星期,郑春忠发动30多个亲朋,分成6组,以东莞为中心,往西找到广州,往东找到惠州,往南找到深圳,莞穗深三地的大小汽车站、火车站都走遍了,1.5万份寻人启事贴出去,一条有价值的线索都没有。

  寻子无果的郑春忠,向福建老家当警察的初中同学求助。对方的建议是,单枪匹马不如联系同样丢孩子的家长,制造一些新闻,或许还有一线希望。

  这正是东莞民间寻子联盟诞生的背景,郑春忠成为发起人之一。彼时,国内还没有类似宝贝回家志愿者协会这样的民间公益团体。

  于是,郑春忠尝试搜集这样的信息——在贴寻人启事时,他会把寻子的电话抄下来,回家联系。联系第一个家长时,郑还被对方当作骗子。直到2003年7月,郑春忠通过这种方式已联系到寮步、黄江、大朗三个镇的寻子家长19人。寻子联盟第一次公开亮相,集体寻子的事迹被媒体广泛关注,7月底,广州日报、南方都市报、信息时报及部分香港媒体报道。 6年过去,东莞寻子联盟的名单上,已经从最初的19人,增加到179人,后面4个最新取得联系的寻子家长,来不及电脑打印,直接用圆珠笔加在了名单的末尾。郑春忠受访时反复强调,这一百余人的名单,只是他从2003年开始在民间搜集而来,范围仅涉及寮步周边石排、大朗、黄江、茶山、长安等几个镇街,樟木头、清溪、塘厦等大镇都没有,“(179人)只是32个镇街的极少部分,是冰山一角”。

  郑春忠据此按常理推断,最近几年东莞失踪儿童的总和不会低于1000人,这正是此间媒体报道时引用的民间统计数据来源。郑春忠坦陈自己没有书面证据,而东莞警方此前受访时则表示,“目前有关部门仍无法统计具体数目,家长报的数目或有夸大”。

  《中国新闻周刊》特约撰稿人见到了这份东莞寻子联盟收集的失踪名单,发现179人的名单中,失踪地大部分登记在东莞境内,但也有至少50人的失踪地,在东莞以外的广州、深圳、惠州等地。

  寻子联盟内部联系,并不如外界想象的那么紧密,他们只在有线索时电话交流。2009年4月13日,郑看到一则新闻,4月9日,公安部部署全国范围“打拐”专项行动。这让寻子6年的郑春忠眼前一亮,似乎看到了一线曙光。

  “现在全国‘打拐’,东莞一直没好的消息,我想去找市长表达诉求,希望能引起他的重视,督促警方加大侦查力度。”郑春忠拿起寻子联盟名单,跟片区的牵头人挨个打电话。

  本来慢慢失去寻子信心的家长,大多数在电话里同意。但也有不愿去的,郑说,多年前失踪的小孩,家属坚持找到现在,有的已身心疲惫,还有的因妻离子散,已经离开东莞。

  在名单上,去的打“√”,不去的划“×”。寻子联盟约定:4月15日,每月的市长接待日,上午10点,东莞市政府门口见。

  诉求:“我们要见市长”

  10点10分,在人群涌进市政府信访办被“请出来”后,郑春忠和邓惠东两人做代表,第二次进入信访办。这时,门外情绪激动的家长,从塑料袋里掏出备好的寻人启事。

  寻子联盟准备了两幅3米宽的巨型寻人海报,这是邓惠东想的主意,她搜集失踪儿童的相片,然后找到寮步镇一家小型广告公司,以160元/张的价格悄悄制作了5幅,每幅上面印有49张作为“实证”的照片,题头则是“东莞所有失踪家长倾家荡产 变卖家产 悬赏1000万买回爱子”加粗字。

  4月17日,在寮步镇上底东冲新村5巷4号的家中,声音嘶哑的邓惠东接受《中国新闻周刊》采访时如是讲,“悬赏1000万买回爱子”,目的主要是为了吸引大家的注意,没有哪一个家长能拿出1000万,但如果有必要,每个失子家长可以凑份子,一人1万,一百个人就是一百万。

  在东莞寻子联盟一些家长看来,邓惠东是一个“勇敢”的人,尽管不过30岁出头,但她寻子的决心和毅力却是常人所不及,当然,这也与她是东莞本地人的背景有关。

  2001年,邓从东莞一江之隔的博罗县嫁到寮步上底叶家,次年,大女儿出生。叶家两代单传,都盼着要儿子。2007年正月十一,叶锐聪来到人间,这可乐坏了一家老小,光是起名就花了400块钱。

  孩子受到了无微不至的关怀——父母用煤气炉熬粥喂他,爷爷骂“没营养”,专门上后山荔枝林,砍回枯荔枝,每天五六点起床生火熬粥。

  但这块宝没在家人掌心放一年,就掉了。

  邓惠东称:2007年11月12日下午5点,邓惠东正在厨房为9个月大的叶锐聪烧水,女儿用小自行车载着弟弟玩。忽然女儿一声尖叫,邓跑出门一看,在房屋的拐角处,一辆用纸皮包住车牌的白色小型长安之星面包车,车门洞开,车内的人已把叶锐聪抱进去,只露出一对小脚,7岁的女儿死死抓住小脚不放,但在面包车的冲劲前软弱无力。这位母亲还没有回过神来,面包车已经冲出去好几十米远。《中国新闻周刊》特约撰稿人在邓介绍的现场看到,叶锐聪被抱上面包车的位置,离家门不到10米。

  事实上,邓惠东的遭遇非常特殊。据郑春忠多年寻子经历,加上寻子联盟信息,90%以上的失踪儿童都是外来打工人员子女,父母基本都是小商小贩,在179人的寻子名单中,邓惠东是唯一的东莞本地人。另外,郑了解到,以前拐骗小孩的方法主要是大孩带走小孩,或用棒棒糖诱骗,最近几年,则出现直接抱走或开车抢走的极端方式。

  郑春忠还发现,失踪儿童以2岁~6岁居多,90%以上是男童。张志伟介绍,截至2009年3月,宝贝回家志愿者协会成功寻找到及解救被拐儿童34名,根据志愿者的解救情况分析,被拐骗儿童的买入地,以山东、福建和广东潮汕地区为主,这些地区经济相对发达,但思想又相对保守和传统,崇拜男丁,深信“多子多福”。

  得知潮汕地区是重灾区后,郑和邓都曾先后实地寻找。2003年5月,郑春忠循着线索来到潮汕地区,他和朋友租来20元/天的自行车,在村里一边踩,一边呼喊,但当地熟识的小卖铺老板对郑讲,买小孩确实很普遍,就是不能告诉具体谁买。无奈之下,郑买来两条烟,请当地的混混帮忙,没几天,就收到7条线索。混混用数码相机拍下照片,但里面没有郑沙龙。2008年,在寮步办案民警的陪同下,邓惠东也来到潮州,苦寻40天,依旧无果。

  有调查表明,男孩2.5万一个,女孩700元一个。中国的人口贩卖集团内部已形成诱拐、绑架、收购、运送、批发和零售等“一条龙”的托拉斯。2007年,东莞警方披露的一起拐卖儿童案足以佐证:6人负责“拐”,专门在大朗物色并拐走男童;其中1人乘坐长途客车将所拐男童带至福建;再由负责“销”的2人,通过在莆田市、厦门市寻找买家,以1.3万元左右的价格将被拐儿童卖掉。

  2004年,东莞寻子联盟接到线索,河源有人放出风声,有小孩卖。郑春忠寻子心切,也顾不上风险,和其他家长一起,假扮买小孩的买主,到河源看货,对方拍着胸脯担保“货源充足”,还掏出一沓照片,有十多张,郑注意到,其中一个孩子很像第一个加入寻子联盟者之子黎子豪。回到东莞后,郑把信息反馈给东莞市公安局,警方派员奔赴河源,将这个人贩抓获,解救出包括黎子豪在内的十几个被拐儿童。

  “孩子找回来后,刚开始2个月,父子两个还经常到我的店来玩。”郑春忠说,当年底,东莞警方又成功解救多名被拐儿童,但里面没有他的儿子。

  “如果儿子找不回来,这个家肯定会散的。”邓惠东的眼角噙着泪花,以前有说不完话的两夫妻,现在相对无语,不时大吵。2008年,通过宝贝回家网站,这位母亲与郑春忠取得了联系。

  10点50分,郑、邓走出信访办。“我们要见市长,”郑和邓说,但对方要求派5个家长代表,“我们认为,一个家长就是一个家庭,5个家长不能代表所有的失子家庭,没有同意。”

  家长与警方的矛盾

  11点,走出市政府的家长上了体育路,他们摊开海报,散发启事。东莞警方自始至终紧随左右。

  事后,有香港媒体以“东莞近千名失踪儿童家长示威”为题,报道当天经过,但《中国新闻周刊》特约撰稿人了解到的事实是,上街的家长人数,不到40人。

  东莞当地媒体一位记者11点抵达现场,一直关注到事件结束,“从头到尾,怎么数也只有22人。”郑春忠的解释是,最初的40人中有些是家属,有些胆小,没有上街。

  队伍走到篁胜酒店的路段,向庭军终于赶到了,他和邓惠东拉开巨幅海报,径直走到队伍最前面。这个拎着白色塑料袋的瘦小男人,就是海报右方那个“在长安派出所被拐”女童的父亲。

  向庭军是个幸运又倒霉的男人。老家重庆云阳县的父母还住草屋,2005年,35岁他终娶上了老婆。

  2006年农历六月初五,患高血压的妻子任良翠冒死产下一女,得名向悦。“岁就有4岁的智力,经常独自下楼打酱油”。或许正是她对幼小的女儿过于自信,致使仅2岁零8天的小向悦独自下楼后,再没回来。人们最后一次看到她,是在长安派出所。

  2008年7月15日,任良翠带着小向悦从虎门北栅来到长安。下午3点多,小向悦偷偷下了楼。到了4点,向庭军两口子意识到女儿不见了。

  向庭军拨打110报警,指挥中心通知他们就近去长安派出所报警。几乎与此同时,长青路新感觉女性内衣专卖店的员工看见,一个穿红白相间小纱裙的小女孩蹲在店门边,员工报了警,赶来的治安员叫醒小女孩后就离开了。

  小女孩后被4名年轻男子和2个女子送进长安派出所。其中好心的赵女士称,到派出所后小向悦一直哭,只让其中一名男子抱她。赵心想已到派出所,便放松警惕,谁知一转眼4名男子就将向悦抱走。

  尽管警方曾开车载着向庭军去广州、东莞福利院寻女,但唯一的这次行动,在向庭军看来做得远远不够。这似乎是失子家长与警察的主要矛盾,而且根深蒂固,郑春忠也埋怨,他当时连打3次110,没有警察到现场。1天后,寮步派出所才立案。同样,在叶锐聪妈妈看来,即使属地派出所民警多次陪她外出寻子,但她至今不会原谅当地警方的姗姗来迟。

  但这些说法,并未得到当地警方的证实。

  这些抱怨相对宋柳军夫妇的遭遇而言,已是幸运。宋是2005年联系上东莞寻子联盟的,2000年9月16日,7岁的儿子宋志辉在东坑镇彭尾银都市场被拐走,但直到2005年,东莞寻子联盟到北京上访之后,回东莞才立案。

  家长的不满,大部分源自警方的规定:儿童失踪不足24小时,警方可以判断是走失、迷路而不能立案;24小时后,家属还必须提供被拐卖证据,否则仍不能立案。

  “24小时是找孩子的黄金时间,过了,孩子就被转移到外地了。”宝贝回家志愿者协会法律顾问、北京百瑞律师事务所律师张志伟说,“建议建立专门的中国儿童失踪立案制度,要有别于刑事立案。”

  张志伟介绍,也有警方抱怨,1988年以来,中央财政每年拨款300万元~900万元不等的打拐专项经费,但在1998年取消,使打拐经费失去基本保障。但每解救一个被拐儿童,平均花费3万~5万。此外,找到了孩子如果找不到父母,将无处安置孩子。

  游街前后大约2个小时。前述当地媒体的突发记者介绍,走到东湖花园沃尔玛门前,队伍一字在马路中央排开,拉出红色横幅,上书“光天化日 幼儿屡被抢,政府欠重视 全家苦寻儿”的字样,短暂堵塞交通。接近下午1点,人群抵人民公园门前时,被赶来的防暴警察驱散。

  下午4点,5个家长代表,在市政府见到一位副秘书长。“你们的建议会以书面形式跟领导汇报。”这位副秘书长说。

  游街之后

  正如邓惠东所言,“千万元买回爱子”确实招来如潮关注。东莞市公安局针对儿童频繁失踪情况,高度重视并成立专案组全力侦查此事,4月初已经从潮汕地区救出早年自东莞失踪的男童,目前警方已就具体情况展开调查。

  4月17日,《中国新闻周刊》特约撰稿人电话联系东莞市公安局指挥中心宣传科有关负责人,对方说垮区域“打拐”案件需广东省公安厅通报,婉绝了采访要求。

  而家长们开始涌向媒体,哭诉自己的心情。

  在长安派出所被人抱走的小向悦的妈妈,现在正通过诉讼的渠道,寄希望于法律判决公安局给她找回失踪的女儿。

  向悦丢失没几天,向庭军两口子去东莞电视台打寻人广告,看到电视台附近有律师事务所,进去咨询。第一个律师回复,你还想要国家赔钱啊,我们管不了;第二个律师说得更直接,我们还要在东莞吃饭,这个案子不能接。

  2008年,把镇上的房子作价5万元处理掉的任良翠,只身跑到北京,出2万元,聘请了北京国联律师事务所的陈斌律师。陈斌说,东莞法院已于4月14日立案,但还没接到开庭时间的通知。

  “立案过程非常困难,前后花了1个月的时间。”陈斌说。他提起的是行政诉讼,因为派出所没有诉讼的主体资格,被告是东莞市公安局。诉讼主要有两点,一是确认被告不履行法定职责的行政行为违法;二是判决被告积极履行法定职责找回丢失的孩子。 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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